公元1085年随着宋神宗的驾崩，王安石已经失去了自己实行变法的唯一支持者。王安石自决定变法以来就遭到朝中大臣强烈反对，幸有宋神宗支持变法才能继续下去。

现在宋哲宗即位马上任命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王安石被罢免这场熙宁变法也以失败告终。提到王安石，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著名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生活应该跟苏轼一样，天跟三五好友喝酒、吟诗。

殊不知他也是以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北宋末年为了为了挽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进行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熙宁变法。

(资料图)

很多人也对这场变化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是有利于北宋的是富国强兵的变化也有人认为王安石变化加快了北宋的灭亡，时祸国殃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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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冗危机，内忧外患

北宋自建立以来，宋太祖赵匡胤看到唐末和五代的前车之鉴，认为地方权利过大会威胁中央的统治。

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赵匡胤决定先把最重要的兵权收归中央，然后在行政、财政等方面，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削弱地方势力的权利，从而维护中央集权的稳定。

这样做虽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定，但是会导致冗官越来越多，这些冗官吃着皇粮但却不用给朝廷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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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宋中期冗官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在位置上而又不干事的人，大大加剧了北宋的财政赤字。

在军事上为防止武将权利过大，宋朝采取了更戌法这种政策，直接导致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虽有利于防止武将专权，但是也导致宋军战斗力低下俗称冗兵。

军队、官员都是多而不精，养这些人也花费了朝廷大量的银子，花出去的这些钱被称为“冗费”。三冗危机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面对财政赤字的局面，北宋的统治者没有对政策进行调整，而是企图以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

这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所以北宋中期开始各地农民起义不断。

同时，在澶渊之盟后北宋和辽国虽然名义上没有发生大型战争。但辽国和西夏经常在北宋边境发起摩擦挑起战争。

虽然每次战争北宋都花费了巨额的人力和财力，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战斗力低，宋朝跟西夏和辽国的作战败多胜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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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即位，决心变法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早在宋仁宗时期，以范仲淹为首的官员推行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扭转这种局面，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但是由于面对的阻力太大，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了一年就宣布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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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早在幼年时期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立志自己上位后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公元1058年，早就想改变这种局面的王安石进开封面见宋仁宗，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阐述宋朝现在存在的隐患，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page]

但一向仁慈求稳的宋仁宗觉得变法势必会遭到贵族大臣的强烈反对，到时候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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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安石的建议却得到了当时只有11岁的宋神宗的认同，宋神宗觉得王安石跟自己想到一块去了。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马上任用王安石。

次年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国之道，首先要效仿现代革新现有法度。这与早已磨刀霍霍想大干一场的宋神宗不谋而合，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变法开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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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全面推行变法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主持变法。王安石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出名的当属青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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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笼统一点来说就是跟国家借钱。因为宋神宗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无地可种也没有钱，跟地主富农借钱利息又很高，很多农民应还不起钱宣布破产给地主免费打工还钱。

青苗法由政府出面，将平时储备的粮食折算为本钱，以较低的利息贷给农民。这种做法既能缓和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抑制土地兼并，又能盘活经济增加国库收入真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王安石此举也侵犯了地主贵族阶级的利益，他们曾多次上书要求宋神宗罢黜王安石停止变法，宋神宗没有理睬继续支持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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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青苗法王安石还去颁布了免役法，免役法相当于政府购买服务。

古代地方州县的很多工作都由老百姓轮流承担，俗称“服差役”。“服差役”没工资，还要承担经济责任，耽误生产生活，很多人因此破产，百姓苦不堪言。

新法改为百姓交钱给官府，官府花钱雇人干活，故称“免役钱”，原本免役的官员、僧道等阶层也要交钱，称“助役钱”。

免役法解放了劳动力，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政府增加了收入，又是一举两得。但官员们不高兴了，因为他们没了特权，也要交免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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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方田均税法，相当于打击偷税漏税。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很多大地主和地方官员勾结，隐瞒土地，偷税漏税，把赋税转嫁给中小地主和农民，导致国家税收锐减，赋税负担不均。

方田均税法是派使者到地方州县清查丈量土地，以东、南、西、北四边长各1000 步为1方，核定土地数量，划分不同等次。编制地籍簿册，确定不同等次土地的税额，既能打击偷税漏税，扩大被隐瞒的税源，又能均衡税负，减轻农民负担。但遭到大地主强烈反对，因为方田均税法导致不能隐瞒田产，偷税漏税，最“吃亏”的就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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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是农田水利法。北宋土地兼并严重，赋役不均，很多中小地主和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导致水利失修，耕地荒废。

农田水利法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按功效大小给予奖励，促进了耕地开垦，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来源。事实上，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操作，也是鼓励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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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太大，效果适得其反

王安石的变法触动了地主阶级和守旧派的利益，变法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幸有当朝皇帝宋神宗极力支持变法才勉强维持下去。王安石的变法政策看起来很理想，实际上效果却是适得其反。

就拿青苗法来说，青苗法的初衷是想抑制高利贷的发展，缓解土地兼并。可真正实行下来青苗法的结果就是抢的老百姓！本来是市场行为，百姓还有选择的权力，如果不是揭不开锅可以不去借贷。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后事情就变质了，有了政府参与就关系到政绩，当官的不管你需不需要，都要给你摊派，有借贷就有政绩，就能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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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把青苗法想得过于理想化，他也从未真正到乡下了解民间疾苦，没有从事情的本质上去解决问题。

民间借贷虽然利息高，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百姓也不会选择去借高利贷。但是青苗法推行以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就有了借贷额，地方官有了指标任务就会强行摊派，借钱变成了一种义务，这就是给不需要借钱的百姓增加了负担。

这其实是青苗法本身的制度缺陷，还有当时官场制度的缺陷，事实就是当时的土地兼并也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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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去世，昔日好友反目成仇变法最终失败

公元1085年，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去世。即位的宋哲宗年纪还小，由他的高太后掌权，高太后也是一个守旧派神宗还在的时候就极力反对变法。

高太后掌权后立马启用了同样也反对变法的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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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司马光曾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因为看待政治的角度不同导致后面起了很多争执，王安石决定推行变法时司马光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变法。

司马光是个经验主义者，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建立在与民争利基础上的“国富论”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拿财税政策来说，司马光和王安石代表了在任何国家或任何时期面对财政问题的两个对立选项:一个是节流，一个是开源。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开源方案置诸高薪养廉的宋朝极具反讽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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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对国家职能的定位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就是说，国家在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履行财富再分配的职能时，自身绝不以敛财为目标。这是历史研究赋予司马光的基本理念。

神宗还在时王安石也是极力排挤反对自己的司马光，可惜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司马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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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后任用司马光为相后，司马光马上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所有措施并罢黜了王安石，一年后郁郁不得志的王安石病逝。

至此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司马光和王安石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却因为各自的政治见解不同从而变成了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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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这几十年的改革和对变法图强的鼓吹，导致的人们仿佛听到变法和改革就一定是好的一样。加上一些人对于那种扩张主义和对中央集权的发自内心的认可，导致了对于王安石变法的鼓吹。[page]

然后又通过阶级分析之类的借口，说变法失败都是因为利益集团的抵制，都是别人的错，这个简直是洗白任何失败政治家的绝好借口。

政治从来都是众人之治，社会经济的运行也都不会有什么一蹴而就，尤其是到了宋朝这种经济社会明显越来越复杂的朝代。

一个刚愎自用，缺少妥协，急功近利，又破坏既有制度的变革者，一定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加上道德至上和礼制的先天不足，则必定会失败。

其实青苗法不但利息不低、国家强制收回，还要用放贷、收贷的多少来判定地方官的政绩，早早有人反映出可能出现的问题。甚至问题已经严重了，王安石都不悔过改良政策，反而控制舆论排除异己。只能说，说的和做得完全两回事。